二十六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gān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jīng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jiāo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qiáng、美丽的jīng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jīng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的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敬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二十八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人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chūn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很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
二十九
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的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辩，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压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几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jiāo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