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_南怀瑾【完结】(18)

2019-03-10  作者|标签:南怀瑾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须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chūn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jī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gān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chūn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chuī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jīng神——宗教家的jīng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篇中国人,拚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jiāo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jīng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qiáng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dòng,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jīng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jīng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jīng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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