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_南怀瑾【完结】(146)

2019-03-10  作者|标签:南怀瑾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jiāo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jiāo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

  疑假疑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

  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

  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别的考证叫公孙拔。究竟谁对,暂时不去管他,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孔子问公明贾——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孔子问他说,夫子(我们后世拿“夫子”为对孔子的尊称。孔子当时“夫子”两字,等于我们现在以“先生”称人,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是卫国的闻人,社会上很有声望,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也不说别人是非;也不轻易笑;也不贪。

  公明贾就说,别人对你所讲的,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因此人家听了,不讨厌他的话。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处,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这个笑,不得平时,人家已经跌得很痛,很láng狈了,这不应该笑的,偏要笑,岂不让人讨厌?

  关于取,合理的送他礼物,适可而取,不故意标榜清高。

  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是表示怀疑口气。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很难断定,如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有人造他的谣,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自己当皇帝,使周公也怕起来了。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满朝文武,全国老百姓,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知道,有些人运气不好,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可知人生定论很难。所以对于公叔文子,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孔子说:“是吗?难道真的吗?”存疑是可以的。

  挟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他用这个方法,取得这个位置。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不说要挟,但是这不必骗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这是chūn秋战国时候的霸业。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chūn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真正达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所以在chūn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谲就是用诡道、手段。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团之一的舅父,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备知之矣。”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齐桓公就不是这样,孔子认为比较好,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据孔子这两句话,研究历史上帝王、领导人的心理,与少年时代的遭遇、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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