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听到(7)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láng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
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jīng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qiáng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gān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gān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gān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十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我能听到(8)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làng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十二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qiáng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jīng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