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这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自称继承了“鲁迅遗风”的很多杂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维。他们中不少人，其实还是过去的大批判专家，只不过在腔调和形态上作了一点装扮罢了。
这些大批判专家的共同结论是要大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服装传统，但他们又明确反对舞剧《丝路花雨》所传达的唐代服饰的“妖冶”，因此只捍卫“中山装”。他们所说的“中山装”又不是孙中山穿的有很多纽扣的那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在捍卫“文革衣冠”。
这种大批判发展到后来连西装也否定了，认为中国人流行西装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为什么不能让欧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装?”这是他们最得意的爱国主义语言。
幸好后来从可敬可爱的胡耀邦先生开始，多数中央领导人出场也穿了西装，那些大批判专家才一时语塞。但是，中央领导人没有穿牛仔服，大批判专家们依然对牛仔服恶语滔滔。我当时还不大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大批判专家的惯常做法，又坚信时代已经变了，便到静安寺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再动员学院内几个年轻一点的教授一齐穿上牛仔裤在校园里大摇大摆，人称“牛仔教授”。当时教授人数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专家也奈何不得。
我能听到(2)
这样的事，等到我担任院长，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点权，就用不着采取抗议形态，只须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
例如有一次在院长办公会议上，一个gān部说到舞台美术系某青年女教师行为不端，居然在学生宿舍里与男友拥抱接吻，被一个学生在钥匙孔里看到，这就为学生做了反面示范，应该批评。
我对大学里某些gān部喜欢查缉年轻人恋爱的嗜好最为反感，认为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变态窥视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园里正常的青chūn气韵，因此除非不让我听到，只要听到，我总会抓住不放，予以呵斥。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与往常一样问明了真相，然后在办公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说：“女教师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作为院长无法分配给她一间单独的宿舍，耻rǔ在我，而不在她。对于那个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拥抱接吻并来汇报的学生，应该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责令今后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严加惩罚。哪个教师或gān部如果唆使学生去偷窥别人隐秘，也将受到处分。请把我的这段话，传达到全院所有的中层gān部。”
三
这一系列做法终于被一些学生误解了，他们以为我总会偏袒他们的一切调皮捣蛋行为，于是，活跃了的校园渐生邪恶，而且传染速度很快。
这便是我一直担心着的一个悖论。
“又打群架了!”学生处负责人向我报告。这个“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岛。
这次的事情发生在女生宿舍。一间宿舍里住了六个表演系的北方女学生，五个已经有了男友，谈笑不离恋情，一个没有，无法参与谈笑，却与带班老师有过几次长谈。五个女生怀疑她去“告密”，联想到我反对学生窥探他人隐私向老师报告的往事，以为可以不必麻烦院长，应该由她们来惩罚，便把拳头伸向了那位无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变成了一场显示拳脚功夫的比赛，结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华东医院，医生一看那累累伤痕便惊叫起来。
我一听就愤怒极了。毫无理由地五个打一个，而且出手如此凶狠!当事情越出了人道的边界，我怎能宽容?
更何况，她们才入学不久，而我们学院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属试读。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内心的决断，不断求我网开一面，只作违犯纪律处理，“记大过”、“留校察看”都可以，却不要……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只要不开除，怎么都行。理由是，他们都还年轻，不要影响她们一生。
我摇头。从事艺术的人竟泯灭天良，恣意伤害，这个风气不予阻止，整个学院在人文层面上将不可收拾。我们走过无力抵抗伤害的漫长岁月，现在要以行动证明，这个岁月已经结束。
我与学院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商量，一致同意：五个打人女生全部开除。考虑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响她们一生”的请求，我们又规定，开除的处分不记入档案。
开除这五个女生之后，我专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主要不是说学校纪律，而是论述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在这之后，我还签署开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学生食堂用餐，无意中看到一个无法容忍的场面：一个男学生与食堂卖饭的一位年长女工发生了争执，这个学生竟然把一碗满满的稀饭，盖倒在女工头上!
几天后，我在大会上向这位男生讲述开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长辈;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学生，她没有文化——凭着这三点，你还这样做，非开除不可。”
在一次次处分学生的过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我们过去多么希望年轻的生命能够排除一切高压qiáng力，勃发出灿烂的生命光辉和艺术光辉啊，但当我们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一点，竟发现勃发出来的有一半是邪恶。在校内我暂时有权整治，在校外呢?邪恶既然已形成了一种勃发的势头，靠我们的处分能够阻遏得了吗?如果这些新起的邪恶与社会上残留的历史邪恶合流jiāo汇，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这些邪恶不以拳头或稀饭的形态表现出来，又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四
更苦恼的事情是，我们的处分那么正义，却也保留着一些疑问。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杰出人士云集的场所喝酒，一位可爱的女士恭敬地称我院长，并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畅谈中，他们思路清晰、体察世情，让我jīng神陡振，便问那位女士是哪一届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说：“院长，我就是被您开除的五个女生中的一个。”
一次去海口，朋友到机场来接，顺便说起还有我的一位学生也想来，但走到半道就换车回去了，似乎对我有一点尴尬心理。我细细追问，终于明白，他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男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本份职员。
我在jiāo谈中问过他们对当年开除的看法，他们都说，那个处分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但是，就在与他们“重逢”的前后，我还遇到了当时学院里的几个优秀学生，与他们一对比，心情就复杂了。
例如，那个依然英俊的学生我给他颁过奖，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没说几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他在省文化厅负责创作。问他参与了哪些创作，他报了八、九个剧名。
我能听到(3)
我问：“这样的戏，听起来都比较左倾保守，能做好吗?”
他说：“几乎所有的大奖都得了。全省的，全国的。”
我问：“有观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