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_哈马忻都【完结】(41)

2019-03-10  作者|标签:哈马忻都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bī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gān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chuáng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旅行,家人,亲情(2)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

  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chuī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缘关系里早就存在的,要与不要都随不得我们,在中国这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它还是检验我们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建构一个怎样的亲情关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以我自身的经验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对于已有的亲情、尘缘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岁,一家人苦苦挣扎,受尽磨难。 他说“我当时最qiáng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责无旁贷也好,十九岁的他想要把全家八口人的生计扛在肩上。那时最大的灾难就是生计。大学生们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别人都想法躲避,他却因为可以挣到点工钱接济家里,恨不能立刻下到乡下投入劳动。

  我在想,只有那样曾经对家人亲情过于投入与付出的人,曾经对家庭当中每一位亲人的生死“耿耿于怀”的人,才“物极必反”,才渴望给自己的未来设置一个简单、轻松的尘世纽带吧。

  在血亲关系里,爱到深处不是孤独,是担惊受怕,是宁愿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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