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_哈马忻都【完结】(23)

2019-03-10  作者|标签:哈马忻都

  后来刘半仙算命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还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马兰玩得挺好,两家住得很近。

  据说在上戏读书时,刘半仙给余秋雨算命,还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来着,听起来级别显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与女人算命,关心的着重点好像也不一样,女人爱算所谓爱情,男人则偏重所谓事业。在上戏,连那些关于余秋雨未来的种种前景都给传来传去,总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飞huáng腾达让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那时刘半仙把余秋雨的事业算得那样了不得,仿佛唾手可得,余秋雨也并不排斥,由他去说。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应该也算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环。

  两年前的暑天,我背个大包游dàng至江南六镇,几乎每到一个古镇,都与凤凰卫视《寻找失落的家园》摄制组相遇。那几天他们的一位副台长、著名的航拍专家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难,搞得我一见他们就想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心生悲怜。摄制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家伙,大概看到我的行头装束不同别人,每次都要缠着打听我是不是在搞社会调查。最后互递名片之际,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张口便问他,你们去周庄没找刘半仙吗。这个叫阿诚的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认识刘半仙。

  我一笑,我们的校友刘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在自己在江苏昆山搞文化公司,但听说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么一诈,就诈着了。

  这个认识刘半仙的阿诚很喜欢聊天,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镇周庄时,一个叫阿诚的人在我边上打手机,刚好是给马兰的,好像在说你们去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事情。余老师听了,马上高兴起来,说阿诚啊,阿诚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到处开茶馆,都是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总是约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请朋友去喝茶怎么挣得到钱。可他不管,还要贷款接着开茶馆,开得到处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开的茶馆喝茶。

  我眼前马上出现古镇上阿诚四处找人闲聊天的样子,想起他说凤凰卫视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钱,不为别的,就想跟着出来到处逛逛。听起来仿佛一个活得随心又单纯的人。心想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经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饮茶,一个圈套一个圈,真的就像余老师说的,他自己倒喜欢和文化圈之外的人jiāo朋友。这倒有点像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外打开,越来越脱离他早先的业务领域、居住区域,是他的一个取向。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1)

  1988年我们研究生二年级时,余秋雨写了散文《上海人》。

  有一天走在路上,师妹幸灾乐祸跟我说,秋雨兄写了篇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你应该看看。

  我问她他怎么写上海人的。

  她说反正跟你平常的说法不一样,比如他把上海人的自私、冷漠说成是独立与自由,是宽容的另一种表现;上海人的jīng明、小器是因为他们智商太高,没处展现才转而在一些小事情上斤斤计较,算进算出;就连上海人的排外,也是他们“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迷恋”;还有他们的崇洋媚外、不择手段要出国,是因为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追求。“还有好多,总之,你眼里的上海人的恶习到他那儿,都成优点、长处了,把上海人美化得不要太好哦。反正你自己去找了来看好了。”

  我穿行在街上的上海人丛里,思路一边随着师妹的话迅速展开,一些火花一闪一闪飞过去,我说哎,这倒挺新鲜的,蛮有意思啊。

  师妹不信,说也就是秋雨兄这么说你才这样,要换了别人你不要骂大街哦。

  我说你胡说,我gān什么要骂大街,再说我也没有说同意秋雨兄的观点,我是说他看问题的角度、提法蛮有意思的,至少在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谈论过上海人。挺好。同一件事情看你选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过去嘛,反正若要我来写一篇上海人,我是写不出他这样的新意来。

  我接受的还是他想问题、表达问题的方法。

  那时师妹们都把纯正的上海话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一来上海同学就要大练口语。我在南京呆了六年,从来没有刻意学过南京话,但南京话也说得还可以,我经常跑到大街上和南京人民说南京话,很愉快地打成一片。但师妹们嘲笑我:“这里是上海,你要搞搞清楚,上海人门槛老jīng咯,你敢上街说不地道的上海话,不要被人骂作‘江北人’。”我一听大家这么当回事,gān脆连听上海话都没了耐心。

  在上海呆三年,一秒钟都不曾闪念过要留在上海。其实说心里话,我真是喜欢上海这个城市,但跟上海人一点处不来,总觉得自己在上海jiāo不到朋友。你想想,一个人在一个城市没有一两个朋友,没有人和你一道胡说八道或者胡作非为,那还有什么意思。

  师妹爱上海爱到爱屋及乌,脱胎换骨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不似“江北人”的上海人。在她们眼里,像余秋雨、谢晋这样的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上海人,得三代以上生活在上海才算得上,据说在她们的同学里,有有幸嫁到这样人家的,当然也就顿时成了真正的上海人。

  很多时候听到爱上海的同学议论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是知难而退,并且慢慢地就生出些反感。搞来搞去上海人就成了我心目中天底下最俗气的人。比如那时表演系一个叫盖莉莉的女孩儿和一位上海男生谈恋爱,她去买饭菜票,排在我前面,刚一转身,卖饭菜票的一边给我数钱一边议论她的恋情,最后还要很不屑地来上句“外地人啊!”好像就为这个,她便配不上那位上海男生了。

  不过那时候,我也没有把余秋雨往上海人堆里放,听口音肯定是江、浙、沪一带的人,我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师太”“师爷”们就住在上海。毕业后在深圳见面,他说冬天上海冷,经常要接父母到深圳来住一些日子,我才知道余老师的父母也是上海人。不过照师妹们的算法,至少也得是“秋雨兄”的祖父母辈就在上海过日子,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上海人。真是搞得不要太复杂哦。

  但他那样谈论上海人,我以为当时他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亲人和大多数朋友熟人都在那个城市,下笔肯定不一样。而我对上海人的感情有一点复杂,小时候全家下放的村子里,就有几个上海知青,他们好像总在偷老表的jī吃,却不知怎么和我老爸玩得很好,也常带我和弟弟玩,我是很喜欢他们的。后来上中学,班里又有父母在三线厂工作的上海同学,他们一般是很傲的,只与我这样学习好的同学来往,我有幸去过上海同学的家里,还跟着去过他们父母在山里的工厂。我特别害怕又特别佩服的数学老师一家,也是从上海下放来的。还有我的爱臭美的母亲总爱托回家探亲的上海人带些衣服、围巾什么的,那是足以叫小镇上的人们羡慕得要死的奢侈品了。总之小的时候上海人是可亲的,上海也曾是我向往的一座大城市。偏偏长大后真到了上海,却无端对上海人生出不少的反感。也许对上海人了解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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