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_余秋雨【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行者都承认,欧洲无论城乡,最让人感到舒适安静的就是那彻底收敛的色彩。他们似乎不是在竞争热闹而是在竞争素淡。

  一些熟识的欧洲朋友有时想对我们中国人作一点色彩学的启蒙,他们常常故作随意地说出一句、两句:

  “其实灰色里能够看出银色,不必真让它发亮……”

  “反而是单色最自由,因此也最丰富……”

  “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工的艳丽,通达过伟大……”

  听到这些话时我确实有一点憋气,因为这些道理,中国人明白得比他们早得多,怎么反倒要由他们来启蒙“五色令人目盲”———这样明快慡利的话,中国哲人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就说了,而且后来的历代中国文人无一不知。查阅其它古文明的先哲遗言,没有谁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更充分的证据是,中国古代绘画都娴熟于单色水墨,而疏淡于色彩敷用;可以作为中国艺术最独特标志的书法,则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认为,中国人当然也会喜欢华丽,有不少辞赋为证,但中华美学的元典性立场并非如此。朴茂大气如古鼎旧陶,正是中国古代最上品的建筑色彩。只不过后来的宫殿庙廊越来越追求歌功颂德、祈福避祸的浅薄象征,纔越发失去控制,走向恶性泛滥。

  为此,我曾与一位法国建筑师开玩笑说:“真是yīn错阳差,不知着了什么魔,中国古代哲人收敛色彩的美学主张居然在你们这儿开花结果。看着吧,我们迟早要夺回那种无比美丽的单纯和自然,好让祖先们瞑目。”

  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我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文人大多明白收敛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绘画和书法中陶冶情怀,这是他们的文雅处。但这种文雅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象纳入建筑设计,尤其在庭园建造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到对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的介绍,顿生狐疑,立即嘱咐我指导的一位外国博士生满世界寻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读,恍然大悟。

  绑来我去台湾结识了汉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丰”、看“鸿禧博物馆”,又到他家长谈,纔开始明白建筑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说的一些观点,很多也来自于他,我想不少台湾读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册他所著的《明清建筑二论》,随手翻到一页便见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jiāo复角立,苍涯碧涧,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昂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jīng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

  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建筑学带来的病态,而且也点穿了中华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种有关情调的梦幻。

  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当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时候,这是第一层次;当一块石头象征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征成了江湖,这是第二层次,小聪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连忘返,傲视第一层次的愚钝;毫无疑问还必须出现第三层次,那就是一块石头又成了一块石头,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征,不再承担任何意义,它只提供自然形态,洗掉了文人气息。这种感悟,中国古代有过。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象,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jīng雕细刻,足以让人jīng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jīng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懊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它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bī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纔之后,因为只有他们纔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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