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jiāo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gān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huáng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gān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chūn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gān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she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cháo，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dòng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