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教师愕然，苏堃院长则一笑，停止报告。
老张觉得团长还是他的团长，便乐呵呵地跨着牵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苏堃院长出于好奇，用过办公室里的这个壁炉。麻烦的是找不到柴禾来烧，伙房里也没有，那里用煤，因此还是要请老张去拾捡枯枝。当壁炉终于点燃起来的时候，苏堃院长通知其他gān部一起来取暖，北方来的gān部们早就受不了没有取暖设备的上海寒冬。据说那次坐在壁炉前的gān部们坐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鞋子、袜子向着火焰烤，因为最冷是脚。人多势众，那味儿，使苏堃院长不敢再试第二次。
苏堃院长慡朗可爱，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习惯，平生饮食至爱，是油条和豆浆。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应由这两样东西组成，当然也可以再加一点其他东西。就在我担任行政工作前几年，他还在做院长，亲自写了一首校歌，让全体同学学会，准备在院庆大会上全场齐唱。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同学们的顽皮劲头勃发，不知事先有谁组织过，那天全场唱出来的，居然齐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对此，苏堃院长一点也没有生气。
“浦江之滨，有一座艺术殿堂……”过了很久，校园里还有学生边走边用河南方言哼唱着。
想到这里我笑了出来，没想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报告!”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想不到这声音与这屋子的关系，与我的关系，只当是门外有表演系学生在练台词。
“报告!”又是一声，更加响亮。我突然想起当年熊院长要老杜敲门的事，觉得这声音似乎与我有关。
“进来!”我说。
进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见就站起身来，却不知叫他什么合适。
他姓吴，在我考进这所学院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读的那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军人，是我们这些学生平日能见到的最高领导。“文革”中当然被作为“走资派”而打倒，但始终没有成为焦点，“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一直没有见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势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gān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gān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gān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gān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品质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gān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chūn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他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 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余秋雨《借我一生》
有人敲门(四)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jiāo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bī供，胡乱jiāo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jiāo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才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才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