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原以为在沟通和普及上，中华文明存在不少问题，但到埃及一看，发现他们的问题似乎更严重。
埃及文明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也追求神秘和封闭，甚至追求不可理解性，结果只能固步自封，终于难以为继。中华文明却不是如此，先秦诸子的学说观点各异，但共同都反对封闭探涩，每个学派都力图让自己的学说传遍天下。后来，无论魏晋还是唐宋，文化信息的传播都畅通九州，即便几句诗文也能像chūn风一般搜盖大江南北，很少阻碍。就连那几部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也是街谈巷议的对象。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我觉得中华文明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复兴，先要看有多少传播它的通道融化了冰雪，排除了障碍。这次文化考察，竟然引得那么多华人报刊关注和参与，像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华文化正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整合，构建着一种共同的话语。至于我的日记写得好不好，凤凰卫视的节目拍得好不好，已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
文化以沟通为胜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世士困仁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靠文化来排解。这次我们狠狠地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实验，用车轮去沟通几大文明，用电波来聚集各地华人视线，让世界来看看中国人如何把文化猜测变成了文化行为。
我正这么写着，队长郭漠和编导桂平优心忡忡地向我走来，原来我们的旅途又遇到了大量的不通畅。想在苏伊士运河上拍摄，埃及军方至今没有批准，还需做最后的努力。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非穆斯林不准进人，没有通融的余地。更麻烦的是，我们经过以色列，就不可能进.人伊拉克了。以色列有耶路撒冷，不能不去;伊拉克有巴比伦遗址，也不能不去，但现代国际政治只能让我们选取其一。权衡之下，我们更偏重于耶路撒冷，因为它对几大宗教者阳卜常重要，可惜巴比伦了。
刚刚又从新闻中得知、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局势紧张，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巴基斯坦受阻，如果真是这样，五辆吉普又何以到得了印度和尼泊尔?到不了印度和尼泊尔，我们不仅少了一个极重要的文明故地、宗教源头，而且也无法跨越喜马拉雅山了。如果改道往d 匕走，从伊朗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人新疆，虽然也有意思，却是另外-件事了。
看来，在现代，想求得通畅仍然极其艰难。我很喜欢在欧洲旅行时，很多国家的国境线连一刁、岗亭也没有，只竖一块牌，所有的汽车飞驰而过的情景。但.这种情景，在一些文明故地却不敢设想，真不知是什么运数。难道，文明一上年纪孕绪删脱变成了障碍?
不过，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走通它。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终于已经明白，文明出现在世界上，不是来设置障碍而是来排除障碍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次咬咬牙齿做一个艰难的试验。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目，开罗夜宿Le 。3 巧rsmides 旅馆
西眺的终点
最容易引发乡思的有两种情景，一是面对明月，二是面对大海。这些天，我曾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西岸站立，又正好都是月夜，倒不是思乡，而是在爬剔我的历史记忆，回想中国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的?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间转手环节。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刊叮门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而返回。但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波斯湾向西再过一些国家之后还会遇到一个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了。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共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罗马，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 后汉书》 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làng，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人了」日卜。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再往后，对于非洲，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绕道，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中华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与非洲有过实质性的沟通。据说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时能够辨识的图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为何古代遗迹在远处会超过现代巨构，又叹息数千年间它们共撑大下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huáng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夕又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rǔ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jiāo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提织寸的。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jiāo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翅挤寸于占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jiāo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牙良准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jīng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占代朝野欣喜，这就使jiāo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jiāo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jiāo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落地，发现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并不偏仄的客观性，这正是今后发展的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