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四万万国民，请总统准许我们辞职。”
蔡等离开总统府后，即分别提出辞呈。
教育总长蔡元培辞呈是：“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
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
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司法总长王宠惠辞呈：“宠惠前奉任命为司法总长，自知学识褊浅，不足膺兹重任，只因时局艰难，政府急待成立，是以不辞滥竽之讥，勉力就任。视事五旬以来，时形竭蹶……用敢披沥愚忱，恳请辞职，以避贤路……”
农林总长宋教仁辞呈：“……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抑教仁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教仁少孤，长避地东瀛，历十余年，未尝一归觐也。迩来祖母、长兄相继去世，惟母氏抚媳课孙，撑持门户，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门间倚遍，每手示促归，谓教仁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书涕泣，悔恨者久之，终于迫以旧政府禁忌，欲束装而不能，然当yīn雨晦暝，长夜不寐，时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尝不抚膺长叹，冀早毕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养之诚。今共和告成，国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园，定省温情之日也。傥犹迟迟恋栈，上何以慰慈帏之望，下何以问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羁迟，亦将无以自解，人孰无情，教仁独忍出此耶？伏维大总统鉴此愚忱，准解农林总长之职，俾得归省慈帏，遂乌私之养，作太平之民……”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辞呈：“窃正廷以樗栎之材，rǔ承大总统委任工高次长……乃总长迟滞未至，而组织部务，委任部员又不遑暇待，大总统计出权宜，委署总长，正廷俯念时艰，大义所在，不敢谬持私见冒昧受职。数旬以来，夙夜兢兢，时虞陨越。今幸部务粗定，可以重申前请，以践初志。务乞大总统鉴其愚忱，准其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职，俾可从民国之后，改良社会，辅助盛明，实如全愿……”
唐绍仪的辞职，导引了南北双方又启争执。唐绍仪至少是袁系中亲革命党的，他的辞职毫无问题是被迫，因此，南方对唐辞职便表露了极大的关心与同情。
工商总长陈其美因唐的去职曾电袁“有bī退总理”之句。袁乃复电：“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bī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bī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陈电：“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bī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bī而退矣，试问bī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huáng，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dòng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jiāo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