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派以行动来答复主和派，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不过这两路人马都必须经过长江三省，长江三督既然主和，主战派兵马假道自然受到阻挠。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都嗾使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假道。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比较困难，因为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所以王占元不能露骨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因此王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在战区之外。
主战派认为李纯是长江三督之首，是直系的第二把jiāo椅，乃集中攻击李纯，骂李是破坏北洋派的一个败类。其中骂李纯骂得最刻薄的，是李纯一手提拔出来的张敬尧。张平素在电报中称李为“秀帅我夫子”（李纯字秀山），现在张竟造谣说：“非常国会将移南京开会”。气得李新年不见客。并在1月11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辞职，且举督署参谋长齐燮元代理。
李纯这时手中添了一张王牌，是冯玉祥，冯玉祥一旅是在段内阁倒台后由廊房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可是到了浦口后就停留不进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的幕后人物，这时也到了南京。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冯国璋准许留冯旅在浦口，拔归李自己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主要步骤。
“南征军”第二路军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果然就被驻防浦口的冯玉祥阻止他们前进。这是一个新的紧张情势，全国各方面注意力都集中在浦口，因为如果施从滨真的继续前进，战争就会爆发，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战争。
主战派的皖系，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使得皖系军人群情愤激。7年1月8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不过未获一致协议。冯耽心主战派日趋极端，乃秘密关照李纯：
“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也起了一些骚动。6年11月25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12月1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16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7年1月4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宁波的独立，由于浙军内部不合作，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派兵在隔江曹娥开了几pào，自主军将领就逃走了。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地位发生极大的困难。他是南北调人之一，不肯与西南为敌，可是在他的辖境内发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又不便置之不理，因此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加以恶言。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可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吴光新的力量并不qiáng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这样便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因为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则对他有极大的威胁。不过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攻，因此王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给桂系带来了烦恼，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打成一片。而自主军又是和西南方面打成一片的，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他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直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对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
于是曹锟、赵倜、吴光新便进行会商，他们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这计划无法拒绝。
荆、襄两地自主军统师黎天才（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的形势并不利，当地驻军旅长张联升不肯附和，率领所部移驻南阳。湖北靖国军第一军长石星川不愿屈居黎下，竟和黎分了家改称护国军，企图向谭浩明靠拢。黎天才因之日陷孤立，加上王占元不断用劝告方式请他放弃自主，他于是把策动这次自主的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旅长关龙予以逮捕，并且加以杀害。这一来荆、襄自主军的活动变成昙花一现，不待北军进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北洋军阀史话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
“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jiāo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chūn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chūn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chūn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