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jīng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五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jīng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jīng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第三章 曾国藩的执“迷”与觉悟
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甚至有一本流传甚广的相面书《冰鉴》伪托曾国藩之名，卖得很好。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为什么会迷信呢？
第一节 执“迷”不悔
一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二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jīng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jīng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dàng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京官期间穷心竭力jīng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bào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三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但是性格qiáng硬的祖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