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_张宏杰【完结】(4)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rǔ。

  第一节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rǔ。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rǔ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huáng腾达。

  第二节 “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rǔ,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huáng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chuáng石,去国情如失rǔ儿。……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chuáng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gān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出息,能使家里生计不致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在书信中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帝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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