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_张宏杰【完结】(39)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宏杰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四

  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军费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负担。承平之日,养兵之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需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实上军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皇帝来说最后同样占小便宜吃大亏。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腐败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外jiāo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本来观pào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jīng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jīng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she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she击符合规程,但这一pào打得很不准,pào弹就落在大pào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pào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pào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pào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惟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pào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qiáng国的pào兵相提并论,中国的pào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jīng兵qiáng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jīng神的军队,不惟在西方的坚船利pào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面前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战之时,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见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she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如清廷想象的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qiáng。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rǔ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

  五

  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第一条当然是吃空额。

  军官吃空额,是中国军队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历代统治者都对之束手无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突发奇想,gān脆将“吃空额”合法化,当成对军官的一种补贴。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将军们商量好,武官们除了国家给的俸银外,再公开规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额,叫“随粮”。直到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符大清体面,才改“随粮”为“养廉”。然而和地方上养廉银制度一样,武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专款而改变坐吃空粮的陋习,只是由合法变为非法,暗中照常进行。

  清代后期,吃空额成了军队中公开的秘密。各级将领侵吞的兵饷是一笔永远也查不清的黑账。咸丰皇帝在1852年承认,“空额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第二条是如上所述的克扣军饷。

  第三则是开展第三产业,大肆经商。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有的水师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军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绿营大量出租操场、牧场,以致各处校场长宽皆不足一里,不但大pào,连抬pào(一种两人使用的简陋火器)she击也无法进行。由于缺少场地和马匹,士兵训练次数大为减少,用鸟枪和火pào进行实弹she击的演习更少。

  三是违法犯罪,走私护私。清代军队扮演着国防军、内卫部队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关缉私、设卡缉拿私盐也属于其职能之一。但一些腐败的清军官兵身披执法者外衣,却gān着贪赃枉法,运私、贩私、护私的勾当。

  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之处,就是其在鸦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水师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听任鸦片流入内地,有时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为之运输护航。至鸦片战争前,水师官兵与鸦片商相互勾结,已形成一整套从水师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贿银分配惯例,即所谓“陋规”、“土规”。正如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所指出的那样:“夷船所以停泊无忌者,由于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四百圆、六百圆不等。船上烟土,皆营弁包庇贩卖。”“夷船一到彼处,则盈千累万,jiāo水师哨船代为jiāo易。”

  广东禁烟期间,林则徐则轰轰烈烈地展开过打击走私活动,却没有收到实效。后来他曾对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说:“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至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规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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