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第二卷 侧面：内清外浊、亦白亦黑的非典型圣人
第一章 曾国藩的“清”与“浊”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除了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外，还经常提到自己的经济状况。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圣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一生在处理经济收支问题上花了大量脑筋。曾国藩的“清”是基于自己的原则，“浊”则是对官场潜规则无可奈何的退让……
第一节 发誓“学做圣人”
一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gāngān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qiáng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chūn，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xué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才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jiāo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换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四千多元。以这点工资，养活今天的一个京漂尚且困难，何况一个拖家带口的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