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却屡屡瞎指挥。《清光绪朝中日jiāo涉史料》载，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下旨，催bī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jīng神压力更大。《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丁汝昌“唯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据陈诗《丁汝昌传》，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jīng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性情急躁、缺乏耐心的缺点bào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bào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bào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间，不到半年，《翁同龢日记》中就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bào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的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对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huáng色：琉璃瓦顶是huáng的，轿子是huáng的，椅垫子是huáng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huáng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huáng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庄士敦在《紫禁城的huáng昏》中说，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nüè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虽然在太后面前，光绪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得像幼儿一样，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压抑的情绪，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臣子稍有忤逆，他就激动bào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这才作罢。据《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载，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