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_马未都【完结】(51)

2019-03-10  作者|标签:马未都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八仙桌】

  方桌有个俗称,叫“八仙桌”,俚俗至极。八仙桌的来历不得而知,没有专家能够解释这件事,大概可以推测是在晚明嘉靖时期出现的名字。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道教的皇帝,八仙则是道教里有名的神仙,铁拐李、吕dòng宾、韩湘子等等,老百姓都知道。方桌有四个边,一边坐两人,正好能坐八个人,也许是因此而得名吧。其实,八仙桌上坐八个人非常拥挤,一般坐四个人最合适。

  我见过一张超大的八仙桌,一边能坐四个人,十六个人围着桌子吃饭。我第一次看见都呆了。这桌子有多宽呢?边长大概有2米多,非常宽。这张大桌在一座寺庙里,所有的僧人在那儿吃饭。因为僧人是分餐制,所以才能在这张桌上吃饭。如果是共餐,这么大的方桌摆上菜,我估计得趴上去才能够得着。这种极为特殊的例子,只能在寺院里看到。我觉得那是“天下第一桌”,当时还想买,后来人家说不卖,还得天天吃饭用呢。

  一般来说,八仙桌是吃饭的专属桌子,但后来在中国人的家庭陈设中,逐渐被放在了中心位置。过去的人家里,一进门,视线正中都是正面靠墙一个大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再有一边一个太师椅。为什么把八仙桌搁在正中呢?因为八仙桌在椅子的面前能伸出来一块,手和茶杯都可以搁在那儿。

  中国的文化讲究两人聊天时,不能正视对方,要正视前方,直视人家的眼睛说话是不尊重人家,必须偏一点儿。但西方人却认为,你说话得看着人家,要不然对人家不尊重。这是文化上的差异。八仙桌因此应运而生,它就搁在主客中间,前面伸出来的这一块位置,正好能让你稍微偏一点儿,表示我们的礼节。

  【褡裢桌 写字台】

  八仙桌在南方不叫八仙桌,它叫方台。这个“台”很有可能是受宗教中莲花台的影响。影响到北方的词汇,首推“写字台”,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写字台是个桌形。

  我们一直说桌的等级偏低,用来写字有点儿不够高。但它又不是案形,也不能叫“写字案”,所以只好叫“写字台”,借用了南方的一个称谓。写字台是非常西化的家具。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家具,南方人叫“马鞍桌”,北方人叫“褡裢桌”,它是写字台的前身。今天的写字台大部分是活插结构,就是两边可以活拿。褡裢桌则是整体结构,不可活拿,这个品种在中国的明式家具里也非常罕见。

  【圆桌】

  方桌分主次尊卑。比如,正对着门的位子是主位。后来出现了圆桌,就不分主次了。圆桌是一个非常西化的概念,比如我们常说“圆桌会议”,这时就要回避主宾地位,大家都在一个级别上开会,很平等。圆桌会议就成了政治词汇。

  我国古代的圆桌也有多种形制,比较常见的是独腿圆桌,南方人俗称“百灵台”。为什么叫百灵台呢?养过百灵鸟的人都知道,它的特性是不上架,老在地上跑。所以在鸟笼子当中要立起一个圆台,百灵鸟才能站在上面引吭高歌。我们的桌子叫“百灵台”,是一种很形象的叫法,而且也显得非常有诗意。

  【紫檀大画桌】

  桌子品种由它的功能来表明。比如画桌一定是宽的桌子,因为作画要铺开宣纸,所以一定要宽。画桌的存世量非常少。过去有文化的人跟今天比较起来,要少得多。今天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有认字的机会。过去不是,所以从前会画画、写字的人很少,直接导致画桌相对数量比较少。

  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跟着李翰祥导演,看过北京硬木家具厂的紫檀大画桌。李翰祥是著名电影导演,拍过《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他酷爱家具,也有钱。我们那时跟着他去硬木家具厂,看到在卖一张紫檀大画桌,巨大个儿,看得眼都直了。这张桌子售价4000块钱。对我们来说,当时整个国家的口号还是“争当万元户”呢,4000块钱是望尘莫及的数字,根本买不起。然后李翰祥就买走了,一直搁在他家。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我老去看这个桌子,非常喜欢。

  一直到我中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马先生,好久没见了,咱们能不能见个面?”因为后来的事情非常残酷,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所有的时间。李翰祥给我打电话是上午,他说要和我见面,我说:“我今天下午已经约了人,你或者12点以前来,或者下午4点以后来。”他说:“那我4点以后来。”结果我吃中午饭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等不及了,已在路上。我只好在博物馆等着他。

  他来了以后,说:“我所有买过的家具,剩下的这部分,都想给你。”他给我写了一个清单,上面都有价钱,其中就有这张我梦寐以求的紫檀大画桌。我看了看价钱,觉得还可以接受,而且我知道他当时还给我留了一个还价的余地。我说:“我下午还要跟人家见面,不能多陪您,咱们将来再探讨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十二点一刻我们分的手。

  结果,第二天报纸登出消息,说“李翰祥导演猝死拍摄场”。我当时就愣了,我甚至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导演叫李翰祥。因为他身体看着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是有心脏病。他离开我以后,直接去拍摄场了,刚拍了一个镜头,就一头栽在地上,说了一句:“我怎么了?”从此撒手人寰。后来他的家属从台湾来奔丧,他的太太就跟我说:“既然李导生前把这些东西都托付给你了,那就算是它们找到归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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