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_[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完结】(17)

2019-03-10  作者|标签:[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yīn蒂”与“yīn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

  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jīng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yīnjīng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以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

  第四章 游牧族中的女人

  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迄今为止,为解释这一事实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存在主义哲学去重温史前研究的和人种学的论据,就可以认识到两性的等级制度是怎样确立的。我已经说过,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qiáng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qiáng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男人将会希望支配女人。但是,是什么优势使他能够实现这种意愿?人种学家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的解释是极其矛盾的。这种解释得到的信息越多,越不系统,情况就越是如此。要形成女人在前农业时期的处境的观念尤其困难。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女人的肌肉组织或她的呼吸器官,在木同于今天的条件下,发育得是否不如男人那么完善。她要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她要承受起做母亲的负担。

  这最后一个事实,其含义是模糊的。很可能意味着,要是她被指定去发挥母性的功能,那是因为男人为了抵御动物或他人可能发动的攻击,在紧紧控制着随时跟踪追击的权力。

  男人的角色更为危险,也更有活力。不过情况也好像是,女人在多数情况下是qiáng健的、顽qiáng的,可以参加战士的远征。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希罗多德讲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对达荷美女战士的描写,就可以清楚看到,女人参加过战斗,而且其勇猛凶残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但是,即便如此,在很棒与野shòu的时代,男人的优越体力也必然是无比重要的。不论女人有多么qiáng健,在反抗敌对世界的斗争中,生殖的束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可怕的障碍。怀孕、分娩和月经削弱了她们的劳动能力,使她们往往完全依附于男人,以得到保护和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实行生育控制,由于自然没有像对待其他雌性哺rǔ动物那样为女人提供不育的周期,多次怀孕就必然要消耗掉她们的大部分体力和时间,以至于无力供养自己生出的孩子。由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导出一系列结论:人类的早期生活是很艰难的;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很大,却只能从土地上得到很少的产品;对于群体资源而言,出生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女人由于生育力旺盛,无法积极参与旨在增加资源的活动,而由她产生的新需求,却又增加到令人难以捉摸的程度。尽管女人是延续物种所必需的,但她把物种延续得太慷慨了,于是男人不得不去维护生殖与生产的平衡。甚至在人类十分需要生育和母性备受尊崇的时代,体力劳动也还是最基本的需要,根本不允许把女人放在首位。原始部落没有永久性的财产或领地,所以对后代简直不予重视。孩子对部落是个负担,而不是值得珍视的财产。杀婴在游牧族当中是常见的,许多幸免于难的新生儿,由于普遍受到冷漠和得不到照料而死去。

  所以,分娩的女人无法懂得创造的自豪,她觉得自己是模糊力量的玩物,而经历痛苦折磨的分娩,对她仿佛是一个无用乃至令人讨厌的偶然事件。但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和哺rǔ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能,它们和任何设计无关。这就是女人据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她被动地服从她的生物学命运。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注定要由她来gān,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它们千篇一律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情况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几乎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家务劳动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男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靠单纯的生命过程和生物学行为,而是借助于超越动物本性的行动,去维持群体的生计。从最初就是一个发明者:他用来武装自己、敲下果实和打死动物的枝条和棍棒,立即变成了他进一步把握世界的工具。他并不只限于把从海里捕到的鱼带回家:首先他必须用树gān制成独木舟,用它去征服水的王国;为了获取世界的财富,他兼并了世界本身。在这种主动性当中,他考验了他的力量;他树立了目标,开辟了达到目标的道路。一句话,男人作为生存者得到了自我实现。为了维持,他创造;他突破现在,开创未来。所以捕鱼和狩猎具有神圣性。远征的成功借节日和凯旋仪式来加以庆祝,男人从中得到了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地位的承认。今天,当他建成一个大坝或一座摩天大楼或一座原子反应堆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自豪。他工作不仅是为了保存既定的世界;他冲出既定世界的疆界,为新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早期男人的主动性,有赋予它至高尊严的另一面:它常常是危险的。如果血液只是一种营养液,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不会高于牛奶。但狩猎者不是屠夫,因为他在同野shòu搏斗时,要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为了提高本部落、本氏族的威望,战士把生命置之度外。

  他以此戏剧性地证实了,生命对于男人不是最高的价值,相反,生命应当为比它本身更重要的目的给创造出来。降临在女人身上的最凶险的祸根是,应当把她排除在战争之类的袭击行动之外。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那个性别的原因。

  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揭开全部奥秘的关键。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个物种只有通过重造自身才能够得以维持,但在更多的个体中,这种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是重复同一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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