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向我说，这除了是“迂”不再是别的什么。他们以后的命运将和我们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变为脱离体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识情形将会很糟糕……
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起码目前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这两个商业时代的保障，其实首先已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和平使国际外jiāo主要成为外jiāo家们的事，政治意识淡薄使政治主要成为政治家们的事。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而且仅仅反映在极小一部分人之间。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连寂寞都顾不上的活法，无疑简单乏味到极点了。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现在的中国，当然非是成熟的商业时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摈弃在它们的门外，进不去，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社会坐标上，这是它趋向成熟，还是夭折在混沌状态的大问号。进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混沌状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对它是危险的……
目前文学针对现实发出的种种感应之声，是中国的另一足也迈入商业时代之前的尴尬的诉说乃至呼号。而之后，几乎一切艺术和文学的品格，都必须或深或浅地印上商业的编号。当中国也果真成熟为一个商业时代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应之声也就越来越微弱了。那时它不那样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对时代本身的尴尬性放弃诉说和呼号是不可能的。
那时的作家将比文学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却会渐渐安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寂寞。归根结底，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4.资本的玫瑰天生带刺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
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
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
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jiāo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bào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cháo。正是高cháo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而后一“情节”，乃是在这一宕伏之际“趁虚而入”的。
第二阶段的高cháo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
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
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
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的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大批发市场或jiāo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jiāo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
意思是——鳝似蛇，蚕似虿，人见蛇则惊骇，见虿则毛乍，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做“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做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
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又确确实实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对他们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