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_高阳【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高阳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jīng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huáng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huáng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cháo,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gān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jiāo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dòng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huáng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huáng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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