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_高阳【完结】(44)

2019-03-10  作者|标签:高阳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huáng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chuī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jī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jī!你以为苏州的jī,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jī,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jiāo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jiāo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jīng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jīng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chuī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 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cháo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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