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_高阳【完结】(15)

2019-03-10  作者|标签:高阳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nüè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qiáng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qiáng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bī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qiáng盗还狠毒的qiáng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yīn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gān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pào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jiāo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gān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jīng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jī。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gān,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gān,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

  于是钱多约和邢大户的脸色都变了,一个是翻脸不认人,一个是吓得目瞪口呆。同时原先看见生人,自己躲了起来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钱多约“高抬贵手”。这一下真赃实犯都具备了。

  由此展开谈判,钱乡约的姿态又一变,劝邢大户将那密告的人安抚下来。如果只花个千儿八百银子,邢犬户倒也认命了,无奈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要把他赶出门去;大片家业,拱手让人,邢大户自然不甘。结果闹成僵局,不能不告到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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