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_高阳【完结】(24)

2019-03-10  作者|标签:高阳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qiáng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qiáng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第三章狱中壁诗(3)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jian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qiáng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qiáng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词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北风蓬蓬,大làng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nüè,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jiāo,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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