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_杨绛【完结】(25)

2019-03-10  作者|标签:杨绛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cháo。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chuáng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chuáng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jiāo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chuáng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十四)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jīng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gān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jīng明能gān,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gān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jiāojiāo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qiáng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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