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_杨绛【完结】(23)

2019-03-10  作者|标签:杨绛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yīn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jīng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jīng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yīn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gān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chuáng。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gān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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