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吉田政府正在忙于考虑制订“机密保护法”。事实上，正如这位副首相所说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制造了促成制定这个法案的气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厅、法务省等就着手研讨并起草这个“机密保护法”或“防卫机密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了。最初，有两种想法，一个是这项草案只限于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个想法是把保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出动保安队和警备队（现为自卫队），以及在口本制造的武器。可是，后来根据保安厅长官木村的意见，准备制定类似战前“军机保护法”的广泛的保密法。（见《朝日年鉴》，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这方向顺利推动的润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当时由于造船贪污案而摇摇欲坠，因此，与吉田对峙的政治派系——鸠山、石桥、松村以及三木这派人就都行动起来，明确地谋求同苏联媾和。此外，自由民主党内的另一派也对吉田向美国一边倒的作法表示不满。
（后来鸠山内阁成立。拉斯托沃洛夫过去的同事、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多姆尼茨基通过某一途径接近鸠山，终于排除吉田派的阻挠，在莫斯科缔结了期待已久的《日苏条约》。到那时为直，吉田和鸠山各自的政治势力在明里暗里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深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样一来，对吉田政府来说；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给亲苏派泼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说，借苏联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苏联在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yīn谋活动。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实，更给一般人以切肤之感。由于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苏联驻日代表机构二十三个成员几乎个个都是为了在日本搞情报活动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惊。
但是与苏联代表机构的三十三个成员比较起来，美国驻日大使馆到底有多少人员呢？据说美籍正式工作人员有二百几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计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则形成一千余人的大阵容。留在日本的苏联这三十三名所谓“情报人员”，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大使馆那负有几乎同样任务的大群人马的对手。各国驻外使馆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报，如今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听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证说“苏联代表机构三十三名成员的情报活动”，就会使一般人产生实在是小题大做的紧张感觉。
拉斯托沃洛夫还负有另一项使命。那就是公布这一事件的两年之后，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衔作为渔业机构代表到东京上任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事塞尔吉·契夫宾斯基的事情。这位契夫宾斯基是参加渔业谈判的苏联代表，当时渔业问题成为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重大问题。但是日本某方面认为契夫宾斯基入境是苏联在日本从事yīn谋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关于契夫宾斯基不是外jiāo官而是谍报工作专家的流言传布开了。
有见识的外务省官员，例如当时的驻英大使西chūn彦和参加日苏谈判的日本代表之一松本俊一等，都认为契夫宾斯基是正常的外jiāo官，所以不能不说这个流言是离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渐弄清了这个流言的背景。原来它竟来自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根源出于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而且还不只是契夫宾斯基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还讲了下面的话：
“摩里斯：‘你知道苏联的通商代表团被利用来做谍报工作的任何实例吗？’
“拉斯托沃洛夫：‘他们利用通商代表团，利用驻外国的大使馆及外jiāo使节团。’
“摩里斯：‘你能否谈谈有关这一点的经验？根据你本人的经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举个实际的例子吧。例如派到东京的通商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上校，这个人是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团的团长，可是这个正式的职位是用来掩饰那个国家的谍报活动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通商代表团成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属于谍报部。’”
总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国，可以说是负有任务来“削弱”日本对苏联接近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被利用来取得种种效果。当他刚到达美国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当局以为他是大有利用价值的显要人物，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们大失所望。可是原来他的用处就在这样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内容空dòng的蹩脚戏，但是它给予日本国民的敎训是很多的。那就是，位于亚洲东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岛，已经成为美苏两国谍报的深渊，而不少日本人被卷进到这个漩涡之中，遭到了厄运。今后同样的状态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这个事件说明，我们日常的和平生活随时都可以被某种yīn谋利用而遭到破坏。
朝鲜战争的策划
一
这一组作品接连写下来，终于写到最后这篇了。以前我也说过，这些作品的内容都限于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这一意义来说，本文以“朝鲜战争”为题材，也许会使读者感到奇怪。
朝鲜战争这个主题太大了，也许不宜列为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仍是我以前所写的那一系列事件，其最终“鹄的”正是指尚朝鲜战争这样的顶点，那些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条条伏线，焦点则是朝鲜战争。不过美军不见得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打这场战争的。至少在占领初期，驻日美军是日本“民主化”的忠实使者（自然是在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内）。远东形势的变化迫使他们改变了做法。美国对朝鲜战争的“预料”可以说是从一九四八年左右逐渐开始的。
光是解剖各个事件并无助于究明其本质，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美国的“预料”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事件真正的性质。
因此，我不得不在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里来写朝鲜战争。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预料”的焦点不一定非是朝鲜不可。从地理上来说，这个焦点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老挝，或是在其他地区，反正无非是要选择一个能够改变美国势力现状的地点。选中了朝鲜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条件合适，在这里gān起来便当。朝鲜就是这样被选作“黑色的荣誉”的。“朝鲜战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这里发生的话，也必然会在世界上旁的地方发生。”（一九五二年，范佛里特将军对菲律宾代表团的谈话。）
朝鲜的三八线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划定的，它是为了解除在朝日军的武装、接收军方和财阀的设备而暂时划定的界线。它不是按照朝鲜民族的分布和地理条件划定的，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把纬度这样一个地理学上的人为的线当作了界线而已。由于美苏进行冷战，它就变成了把一个民族分割为南北两方，相互对立、相互仇视、半永久性的军事、政治的分界线了。也就是说，在美苏世界性的激烈冷战中，这条界线就变成了区分“两种政策，两种对待殖民地命运的态度，两种对角线式的相反方针的示意图了”。（夏普希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