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_张大春【完结】(184)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大春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chūn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chūn,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gān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huáng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jīng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gān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chūn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jiāo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慡、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jīng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chūn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jiāo”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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