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櫆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nüè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jiāo，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nüè，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jīng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qiáng。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jīng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可想而知，只要秦国不灭，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生性bào戾，不爱读书。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刮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gān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櫆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六百七十七种著作，其中约有五百二十四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3.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dàng。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huáng巢之乱复致dàng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清朝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年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两千三百二十种禁书和其他三百四十五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四百七十六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清朝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当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chūn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jīng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yīn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