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打江山的都想坐江山。不让坐江山，咱就一拍两散，另起炉灶，重新再打江山。刘秀和刘备便是扛不住这种压力，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他俩要是不称帝，那部下怎么办？只有称帝，部下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想要的封赏，在江山中分取一杯羹。
回到李斯当时。帝国刚刚统一，且不说皇子，单说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也无不想分得帝国的一杯羹，所以王绾分封的建议一出，立即满朝响应。皇子分封了，功臣焉能不封？
分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令由己出，土地赋税皆归己有，子孙世袭，长享富贵。这样的美梦一旦破灭，谁能不急？
按理说，李斯也是统一天下的大功臣，假如分封的话，绝对少不了他的份。要是他只看重个人私利的话，则当王绾提出分封之时，他完全可以附和，至少也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他将得到一块不小的封地，而且其爵位土地可以由子孙世袭，何乐而不为呢？犯得着断了那么多功臣同事的念想，损人又不利己吗？而且得罪了那么多嗷嗷待封的皇子皇孙，何苦来哉！
因此，平心而论，李斯废封建，挺郡县，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瞻远瞩。以嬴政的聪明睿智，终其一生对李斯信任有加，也正说明他认可了李斯先公后私的政治忠诚。
后人不深察，总喜欢视李斯为贪恋富贵之徒，以为他一生都在追求做一只仓鼠，可谓大谬也。驽蹇之窥天骥，老鸱之吓鹓，又复可笑也。
【4.其他政策】
议帝号、废谥法、从水德、立郡县等等政策，是在统一之后才提上日程的。而以下政策早在统一之前便已酝酿成熟，只等统一既成事实，立即付诸实施。
这些政策有着相同的关键词——统一。
其一，统一度量衡，帝国上下采用统一的计量标准。为此，中央政府向各郡县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有少数量器幸运地流传至今），并在上面刻上皇帝的诏书全文。同时在法律上也加以规定，凡是度量不准，比如短斤少两，或者大斗进、小斗出的，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以确保此一政策之执行。
其二，统一货币。“中一国之币为二等，huáng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guī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货币铸造权则全部收归国家掌控，严禁私人铸钱。国家铸造之钱，即便质量不佳，或者磨损过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其三，统一车辆轨距，即车同轨。成语闭门造车比喻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结果造出来的车根本就不适合在路上跑。车既然造出来了，怎么就不能在路上跑呢？要理解这一点，对现代人而言可能有一点难度。但在古时候，并没有混凝土浇筑的公路，连柏油马路也没有，大部分都是土路，而那时的车又没有配置轮胎，对道路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某些路段，由于土质松软，风雨侵蚀，加上马车的来回奔驰，路上就会出现两条深深的印辙，轨距宽度不符合印辙的车辆很难在这样的路上行驶。车同轨之后，对驾驶员而言自然是好消息，对造车者来说同样也是好消息，他们从此可以放心地闭门造车，车出门自然合辙。
其四，统一文字。chūn秋战国以来，各国文字渐渐分离，同字不同意，同意不同字的情形多有存在。统一之后，政令文书不便，于是由李斯牵头，以大篆为基础，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书颁布于世，一面供教授学童，一面供民众查阅。中国能够长久统一，而不是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小国，秦之统一文字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参照欧洲可知，如果任由各国的文字自行演化下去，今日之中国又将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此后，又分别有销兵和建设新咸阳两事。
战国两百余年苦于兵革，思想界如墨家，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make love，not war（要爱情，而不是战争）。至于民间，也是厌兵已久。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示天下以永不再战。此金人十二，汉朝犹在，后董卓财迷，毁坏其十，用以铸钱，幸存的两个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惜哉，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斯芬克斯像、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
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以集天下视听，感召民众。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每破一国，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等到统一之后，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东西八百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充入之。
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此所谓qiánggān弱枝之计也。此类豪富，雄霸一方，深得民望，皆是统一大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离故居，则其势力自消，置于咸阳，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监控起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患。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豪富既去，地方势力不复存，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嬴政二十六年，天下大事，大致如上。
第十五章 嬴政三十四年
【1.帝国建设】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到了嬴政三十四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自统一天下迄今，已过了八年，庞大的秦帝国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一刻也不曾停息。
先有道路之建设。
今人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嬴政之修路，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首在军事用途，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使欧洲，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云：练兵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
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中国早在秦朝之时，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
秦修驰道，共为两条，皆从咸阳出发，一路东穷燕齐，另一路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又修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长千八百里。
有了驰道和直道，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地方上一有叛乱，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平定。而在平时，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维持日常治安即可。
当然，帝国在修路的同时，也不忘修路障，将燕赵北界长城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大加修葺，成就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
在北边，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yīn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退却七百余里，以求自保。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