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_孟非【完结】(3)

2019-03-10  作者|标签:孟非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chūn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bī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

  第二章 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1、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huáng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huáng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huáng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dàng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2、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gān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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