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又属异质。朝廷的道统历来就轻商，士、农、工、商的尊卑秩序，千古不易。西帮自己呢，因为生意做大了，影响所及，居然将神圣的儒学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商”：一流俊秀子弟，都争入票庄；末流子弟，才读书求仕。这对封建道统的瓦解，是很可怕的。但它藏锋不露，在明清那样的封建集权社会中，居然成就了一种全国性的事业。
西帮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以“赔得起”闻名，将智慧与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在最需信用的金融行业中，独执全国牛耳百多年。它瓦解着那个社会的道统和礼教，却推动着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当是传奇。
不过，我做的是小说，并不是要讲上面那番道理。小说，先得要好看。历史小说要好看，主要得靠历史的魅力，史实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规矩。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史实做依据，今人也是很难将西帮的传奇，“戏说”出来的。
我在搜集相关素材时，找到一本《山西票庄考略》，初版于民国二十六年。作者陈其田先生，是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为写这本《考略》，他访问过北平那时尚残存的票号，也到“
祁太平”做过实地调查。还利用访问日本，向彼国的各种经济调查所，收集相关文献。但他在《考略》末尾，却写了这样几句话：“山西票庄材料的贫乏，达到极点。最奇怪的是《山西省志》，太原、祁县、平遥及太谷的地方志，没有一字提到票庄。”他访问票庄遗老所得到的材料，也仅是“一些零碎的传闻，及片断的记忆”。在日本所得也不多。
官修的正史，不收票庄一字，可见官家轻商也达到极点。而票号自己为了“藏富”、“藏势”，以及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也不轻易留存文字遗世。因此票号史就真成了秘史。关于票
号的起源，有一种流播很广的传说，便很富秘史色彩。据此传说，明末李自成从北京败走时，携带了掠获的巨额金银财货，逃经山西，一路散失。“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票号规则极其严密，系由顾炎武、傅山两位名士所订立，故能长盛不衰。甚至说，票号还负有为反清复明聚财的秘密使命。经陈其田先生及其他学者的辨析证伪，这一类传说也只是民间的传说、演义而已。
不过，西帮票号的这种传奇性和秘史性，倒是很适宜做小说的。将湮没了的秘史，发掘出来，再现它曾有的传奇本相，这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太有诱惑力了。但这也有些像考古发掘，得小心，耐心，旷日持久才成。不像“戏说”、演义，那是做仿古制品，不必守太多的规矩。
我二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祁太平”中的太谷县城，祖、父两代都在那里经商，当然也只是很小的商人。1986年，我决定“弃农从商”，由农村题材转向晋商题材写作后，先到“祁太平”的祁县跑了三年。从那以后，即开始留意一切与西帮商人、票号相关的史料、文献。这期间，山西学术界、金融界、史志工作者及其他文史工作者，对晋商、票号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硕果累累。这使我受益匪浅，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也开阔了思路。
经过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对西帮商人及其所创票号，总算剥去了一些遮蔽它的迷障，摸到了它的一些筋骨。对于做小说来说，这似乎也够了。给这些筋骨赋予血肉，乃至灵魂，那就是做小说的工夫了。我想说的只是，因此部小说的素材来得不易，所以进入写作时也就不敢马虎草率。
小说本应该是引人入胜的。票号的传奇，本也提供了许多的胜景、胜境，如何“引”得好，我也不得不用心。既不能似坐电动索道，使胜景来得太容易；也不能因胜境在前，走去的一路就太枯索。要有难以看透结局的故事，让人牵挂到底的人物。语言，也尽力作了“净化”，借鉴旧白话，加现代口语，滤去“欧化”痕迹。总之尽力使小说好读。
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帮票号，当然已经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一种金融制度了。但它
对“商”的理解，对“商”的敬畏；用我们中华自己的文化资源，对“商”的滋养；在那样一个受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将“商”推到的成熟程度，似乎也还值得今人回首一望
的。1986年，我开始关注西帮商人时，“商”似乎还居于各行之末；今日，已是无人不言商了。我在写这部小说中间，常发痴想：如果今日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在百年前西帮商人所达到的高度，往前推进，那争一个世界商贸的“五百qiáng”，或扫除市场的假冒伪劣，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吧。
总之，希望于这部小说的，首先还是好看，其次读后也还有益。如此而已。
是为记。
作者
2001年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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