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帝国官员一样，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级的。最高一级是京府，包括又叫“东京”的首都开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当然还有南宋的杭州临安府。
比京府低半级的是区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苏州。府的长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县。一般地说，州的规模是万家灯火，县邑则是千家街。
不过，城市规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级别，同时还要看经济水平。宋代的县之下，还有镇和市。镇的地位低于县，市又低于镇。它们都不是行政区划，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乡接合部，前程却未必不远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当时虽然只是镇和市，却极其繁华。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外的南草市，人口竟多达数十万众。
这是一个奇观。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并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民间自发建立的自由市场，所以才叫草市。一个官本位的王朝，却能如此宽容善待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19]
实际上，城市不设宵禁，农村不抑兼并，正是宋代经济政策与唐不同的紧要之处。官方管制放松，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便活力自现。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非没有原因。
海外贸易也一样。
[9]见张元济辑录（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八。
[10]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11]见（唐）郑熊《番禺杂记》。该书所说鬼市应该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出现“鬼市子”一词，由此推论长安和洛阳在晚唐时期也可能有。
[12]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关鬼市的原文是：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李合群注认为博易即贸易，因此鬼市即早市。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认为博易是赌博，则鬼市仍是黑市。
[13]以上所述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4]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经济形态由封闭型的坊市制转变为开放型的街市制，最早由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然后由我国学者宁欣等人推进，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详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另，坊市制也称里坊制，街市制也称街巷制，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5]消费型商业城市的说法，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6]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9册。
[17]以上所述大相国寺庙会、御街、治安消防，依次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卷二及李合群注、卷三。
[18]太宗皇帝时开封的人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条。其余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开封与欧洲城市之比较，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9]以上所述宋代镇与市的情况，综合参考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海外贸易
林冲出场时，手里有一把折扇。[20]
这很时尚。
中国很早就有扇子，但汉唐只有团扇和羽扇，而且男女有别。团扇是女人用的：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羽扇则是男人用的：羽扇纶巾，谈笑间qiáng虏灰飞烟灭。当然，风流倜傥如周公瑾，天生丽质如杨玉环，都没有折扇。[21]
折扇宋代才有，是从高丽进口的日本货。
日本人发明的折扇传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物。到明代，男人出门手持折扇，就像英国绅士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其实这种风气宋代恐怕就有，否则金章宗完颜璟便不会这样描写折扇：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22]
这真是何等儒雅，难怪书画作品会有扇面了。
其实从海外传入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远远不止折扇。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产品，比如绿豆和西瓜。绿豆是北宋时期从印度引进的，吃到西瓜则要拜回纥、契丹或女真所赐。这在当时是稀罕物。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祯还以“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的感觉，南宋文天祥更是这样赞美西瓜：千点红樱桃，一团huáng水晶。[23]
看来那时的西瓜，既有红瓤，也有huáng瓤。
总之中国人的果盘是丰富起来了。除了我国原产的荔枝和枇杷，以及南方的橘子，还有汉代从乌兹别克斯坦引进的葡萄，原产波斯的石榴。巴西的菠萝和北美的草莓，则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来得最晚的是欧洲的苹果，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大连，所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至今仍然是主要的苹果产区。[24]
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丝绸，宋代则还要再加瓷器和茶叶。而且，由于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便只好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通道，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包括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cháo州。但最重要的，除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便是现在叫作宁波的明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三大巨星。
成为巨星与是不是路治无关。路治就是路的监察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宋代的路，跟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一样，都是由监察区变成的行政区，相当于明清以后的省。比如福建路就变成了福建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变成了广东省和广西省。但，两浙路的路治是杭州，福建路的是福州，明州和泉州都不是。只有广州，是广南东路的路治。
然而宋代的南粤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发出来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时的广州其实孤单，却鹤立jī群般地繁荣。事实上广州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据点，其盛况已在《隋唐定局》一卷尽述，宋代则不过在三百年间保持了这个巨大贸易都市的持续发展。[25]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值得一说的是泉州和明州。
泉州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Zaiton，很可能是刺桐的音译。从下页的图不难看出，这个开满刺桐花的闽南港口城市在唐代还算方正，到了宋代就变成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由于形状像一条鲤鱼或鱼头，所以又叫鲤城。
泉州几乎一开始就是异类。
实际上泉州鲤鱼跳了龙门正是在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熙宁五年（1072），帝国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则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