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qiáng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huáng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huáng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qiáng烈jīng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
第三章。
[32]以上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
[33]以上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34]以上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5]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是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36]三公坐而论道语见《考工记序》，梁武帝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天监元年四月条，以天下为己任语见王安石《杨墨》，先天下之忧而忧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传为张载语，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jiāo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jīng英意识极qiáng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jīng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jīng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jīng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jiāo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