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jīng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huáng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huáng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jian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jian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jian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在于择人，不在立法。[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