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他重返朝廷时，便开始反攻倒算。
其实，这次章惇得以回到中枢，与他的主义正确与否已经无关，根本原因是太皇太后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驾崩，亲政的哲宗皇帝既要刷存在感又要出窝囊气。这就必须跟垂帘时代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最佳方式当然莫过于重启熙宁新法，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则是章惇。
于是，第二年四月十二日，哲宗宣布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圣的遗志。九天后，章惇由dòng霄宫管理员被直接任命为首相左仆she兼门下侍郎。谁都看得出，这种非同一般的人事变动，意味着皇帝的决心之大也非比寻常。[64]
章惇接到任命立即动身，送行的人不绝于道。章惇却只将福建沙县名士陈瓘（读如灌）请到船上，虚心求教。
陈瓘说：敢问相公何事为先，才不辜负天子厚望？
章惇沉思良久，然后说：司马光jian邪，先办了他！
陈瓘说：相公错了。
章惇声色俱厉地说：司马光独掌权柄，肆意妄为，诽谤先帝，擅改成法，误国误民，怎么不是jian邪？
陈瓘说：只看行迹不看心迹，谁没有罪？从熙宁到元丰多有不同，先帝难道没调整？其实温公（司马光）错就错在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就像船，哪边重哪边轻都不对吧？
章惇大为惊异，留陈瓘吃饭，然后揖别。[65]
这是历史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前两次则被王安石和司马光错过。其实平心而论，凡事有利有弊，新法和旧章恐怕都有问题，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有道理，共同错误则是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如果章惇能够接受陈瓘的意见，吸取前人教训，抛弃门户之见，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团结一切力量稳步进行调整，事情也许还有救。
可惜，这并不可能。
章惇回到开封，就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被沸腾的民意和情绪裹挟，年轻时的狠劲也冒出来了。为了彻底否定哲宗亲政之前的政治，官方文件中竟然出现了“垂帘之初，老jian擅国”的字样。如此咒骂太皇太后，堪称面目狰狞。[66]
对待司马光他们，就更不会心慈手软，大体上是活着的统统罢官，死了的追夺赠谥，甚至还提出要将司马光和吕公著开棺bào尸。这就实在太过分了，哲宗不忍，其他人也看不下去。吏部尚书许将就认为这样做有亏圣德，同知枢密院事曾布则秘密上书，请求不要毁掉吕公著的墓碑。[67]
这时的章惇，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没错，司马光复辟时，章惇是冷静客观的，看待新法也还实事求是。他说，保甲法一日不除，则有一日之害。不过免役法没有错，产生弊病只是“行之太速”而已。然而现在怎么样呢？章惇岂止矫枉过正，简直就是疯狂。[68]
更疯狂的是大兴冤狱。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所说，当年神宗皇帝要将一个小官刺配军州，身为副宰相的章惇都坚决抵制，声称士可杀不可rǔ。此刻，他却差一点就将流放到岭南的反对派统统杀掉。幸亏哲宗头脑清醒，明确表示不敢违背祖宗家法。否则，岂不血流成河？[69]
看来，陈瓘的话全都白说了。
章惇却成了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可调和，是主义之辩再加意气用事，那么，章惇和他之后就是权力斗争再加你死我活了。典型表现，则是徽宗时首相蔡京对司马光等人的疯狂清算。正是这种胡作非为，将仁宗以来的政治文明彻底摧毁，终于导致北宋之亡。
当然，这只是亡国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后话。
现在，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已经讲完，留下的是无限惆怅和惨痛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弄清楚这段历史的问题所在，也许是我们更该做的工作。只不过，事情恐怕还得从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的一位共同朋友说起。他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很能发人深省，说明问题。
没错，这个人就是苏轼。
[57]见《宋史·章惇传》、民国《盩厔县志》。
[58]见《宋史·章惇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九月壬子日条。
[59]见《宋史》之神宗本纪三、章惇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子日条、卷七十七元丰五年四月甲戌日条。
[6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十月丁丑日条。
[61]章惇与司马光的论战见李焘《长编》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蔡确被贬和御史王岩叟称南方人祸国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日条及己丑朔日条。
[62]章惇被贬，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日条，复出见该书卷八十三绍圣元年四月壬戌日条。
[63]见《宋史·章惇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元祐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日条。
[64]章惇新职务史上有不同说法，另一说为右仆she兼中书侍郎，见huáng以周等《拾补》卷九绍圣元年四月壬戌日条及注。
[65]见《宋史·陈瓘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三绍圣元年四月壬戌日条。
[6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三绍圣元年四月是月条。
[6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三绍圣元年七月丁巳日条。
[68]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丙子日条。
[69]见《宋史·章惇传》。
第四章
教训所在
苏轼下狱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捕，罪名诽谤。
逮捕令是神宗皇帝亲自签署的，专案组则由言谏机关的长官知谏院张璪（读如早）和监察机关的长官御史中丞李定负责。皇帝还批示，由御史台选派朝臣一人前往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将时任知州的苏轼捉拿归案。[1]
敕令一出，如雷霆霹雳，不及掩耳。
御史台选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敢怠慢，带着一个儿子两个法警立即出发，日夜兼程。驸马都尉王诜（读如身）也不敢大意，马上派人通过苏辙给苏轼通风报信。两拨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幸亏苍天有眼，皇甫遵因为儿子生病在路上耽误了半天，猝不及防的苏轼总算有了思想准备。
没过多久，皇甫遵也到了。
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后，便径直走进州衙。这位钦差大臣全身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法警白巾青衣一左一右护卫在旁。他们俩左顾右盼面目狰狞，不知道要gān什么。
来者不善，苏轼吓得不敢出门。
这时知州的职权已由通判祖无颇代行。祖无颇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出去见他。
苏轼问：那我穿什么衣服？
祖无颇说：还没定罪，当然穿官服。
苏轼便也一身官服手持笏板走到庭院站定，祖无颇率领州衙其他吏员戴着头巾站在背后。一眼望去，但见两个法警怀里鼓鼓囊囊，看起来像是匕首，后来才知道是公文。
皇甫遵却半天不开口，只是盯着苏轼看。
苏轼被看得心里发毛，便硬着头皮对皇甫遵说：轼近来得罪颇多，看来今天是要赐死。君要臣死，臣不敢辞。只是恳请钦差法外开恩，让苏轼回去与家人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