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0:三国纪_易中天【完结】(29)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làng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gān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dòng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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