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_易中天【完结】(54)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至少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如果“身不由己”

  以至于“有罪”,则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或可能成为罪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没有这种可能。我们没有落到祥林嫂的那个地步,也许只是运气比她好-些而己。

  一旦“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变成祥林嫂,甚至弄不好“人人都是祥林嫂”,就像当年“人人都是批判家”一样。

  “文革”就是证明。

  六“文革”的故事

  “文革”是一场恶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大约是我们中国人最“身不由己”的时候。

  常有这样“戏剧性”的情节或场面:一个人,昨天还在指挥别人“揪走资派”,今天自己就被当做“走资派”给揪了出来;刚才还在慷慨陈词批判别人,忽然发现这回批判的恰恰是自己。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当然也不会知道哪天又会突然从“对象”变成了“动力”。往往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cháo阳路八千”。这种不知此身何属的惶惑,不少人都有切身的体会。

  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谁都可能被“揪出来”,而且会“示众”。

  被“揪”出来,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被“不当人看”。比方说,被剃“yīn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街示众、扫地出门,去住“牛棚”等等,比祥林嫂当年的待遇还要不如。祥林嫂当年所遭受的,尚只是冷淡、嘲弄、烦厌和唾弃,被“揪出来的人”则还要加上被侮rǔ、谩骂、体罚和殴打。

  祥林嫂只不过被视为“不祥之物”和“不洁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则还要时不时地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接受各种凌rǔ,成为“过街的老鼠”,被围观和追打。而且,他们还得表示,这都是自己“罪有应得”,一点都不委屈一点都不过分的。于是,有的人不堪忍受,自杀了。但,他们即便像祥林嫂那祥去自杀,也是不行的。祥林嫂倘若果真一头在那香案上撞死了,虽不敢说就能换来个“贞妇”之类的头衔,廉价的同情总归是有的,罪名也可以不背。

  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死了以后,还要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即便在遗书上写上“忠于人民忠于党”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之类的话,也无济于事。他们的后代还会因此而遭殃——将永远在被歧视的“另类”中受煎熬,真可谓“后患无穷”。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被视为“不是人”,其实是很容易的。又可见,一个人倘若被视为“不是人”,那就连“死路一条”也没有。

  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

  于是,当“批判的资格”被视为“做人的资格”时,生怕失去这一资格的人便都挥戈上阵了;而当人们被告知,革命的对象就是每个人自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私心杂念”,只有“自我批判”才能重新做人时,每个人又都一齐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在我看来,“文革”中最丑陋、最粗鄙、最下作、也最让人恶心的事,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被打被看的对象,而且是自己打自己给别人看。人们在会上争先恐后地发言,当众解剖自己的“灵魂”,抖露自己的“隐私”,坦白自己的“罪行”,jiāo代自己的“问题”;有的甚至下作到连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或者和老婆睡觉时讲过什么话,都无遗漏地jiāo代出来,然后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恳求领导和群众批判他。表演得最差劲的,也至少要递jiāo一份“自我检查”或“思想汇报”之类。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也要jiāo代几件偷了生产队huáng瓜三根之类的“罪行”。

  有谁会当真愿意这么说这么做呢?没有。

  就连现在想起来,都感到痛苦和羞rǔ。

  所以,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听到“忏悔”二字,几乎都会近乎本能地产生一种防范心理、抗拒心理和逆反心理;而余秋雨说“qiáng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则会引起普遍的同情。因为我们已经“忏悔”过了,而且吃够了“忏悔”的苦头。

  但,“文革”中那种“斗私批修”、“自我检查”、“灵魂深处闹革命”,当真是忏悔吗?否!忏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而“斗私批修”等等却来自外部的压力;忏悔是面对道德和良心的,“斗私批修”等等面对的却是qiáng权和bào政;忏悔的结果应该是德行的增进,“斗私批修”等等却导致道德的堕落。因此,它们决不是忏悔,甚至连“自我批评”都谈不上,毋宁说是一种变态的“自我标榜”。

  因为在这场“自我革命”中,越是自轻自贱、自我诽谤,就越是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他人的好评,并获得“帮助”他人的资格(其实是在蹂躏、践踏和rǔ骂了自己以后再蹂躏践踏和rǔ骂他人)。这不但能使人产生一种解脱感,也能使人产生一种圣洁感,就像邪教中的人自以为功德圆满可以升人天国一样。其实他们至多不过获得点相对于那些尚未解脱者而言的优越感而已。但这已足以使人鬼迷心窍,以至于竟有不惜为自己捏造罪名者。

  不能说这些自我诽谤者说的都是假话。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这是一件为了使自己获得“重新做人”资格的“极其严肃和严重的事”。“人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敢开平句玩笑!”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在说“真话”,真诚的话。真诚地“解剖自已”,真诚地“向党jiāo心”,真诚地“改造世界观”。然而这些真诚的话却并不真实。真诚地说着不真实的话,靠作践自己来获得“荣耀”,这是何等的荒唐!因此,“承认这点,在今天比承认它们是假话更令人难堪百倍!"(邓晓芒《灵之舞》)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自轻自贱是出于恐惧,是为了让自己“过关”,以免遭受更大的灾难。但这种做法,与祥林嫂的捐门槛,又有什么两样呢?不客气的说,只怕比祥林嫂更为可悲。祥林嫂只不过是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了一条门槛去做替身,而我们(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却是用自己的心灵去做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岂非下作得多?何况,不少人还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真诚,出于“彻底改造也界观”的良好愿望真心诚意满腔热情去做的,而且至今“无怨无悔”,想想才真是可怕!

  因此,我们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差不多都会有做了一场恶梦的感觉(如果还有良知和内省能力的话)。但一般的恶梦做完也就罢了,“文革”这场恶梦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但要在那场恶梦中备受折磨,还得为自己在那场恶梦中的表现再受一次心灵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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