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_易中天【完结】(45)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比康生待遇稍好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qiáng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

  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的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这显然是讽刺从

  1949年到

  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pào制新八股。

  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

  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簇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人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态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又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jiāo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

  5月

  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chūn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jì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上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乖死,将就木矣”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jiāo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qiáng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惯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cháo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当然,他们多半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jiāo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做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不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rǔ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45/63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