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因为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密芝勒说过：“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问：但我注意到，您这本书和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历史书很不相同。它的材料基本上来源于正史，写法却又是文学的，既不是史学著作，又不是历史小说，有点“不伦不类”。
答：正是这样。我这本书，还有同时出版的另外三本，―—《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在学科分类上都无法归类。但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gān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问：那么，您为什么不写历史事件却要写历史人物？
答：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历史就会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材上料或符号。历史学家们是搞“科研”的。
他们在制作“科学标本”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把生活的“气息”去掉，然后再根据这典“标本”抽象出“规律”来。然而我却更愿意把规律“还原”为人。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与幸福，我们要历史做什么？
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写的人物也很多，您为什么要选择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和雍正呢？
答：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五个人人家都比较熟悉。熟悉就可能产生兴趣（比如读者可能会产生好奇，想了解作者的观点和自己是否相同或有什么不同），而且写起来也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不必花太多笔墨去jiāo代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性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
问：悲剧性人物就特别值得注意吗？
答：是的。真正的悲剧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和雍正，无疑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但结局却都不怎么好。就说海瑞吧，那是地地道道的清官和直臣。他连皇帝都敢批评，兵部多算了七钱银子的柴金他也要退回去。然而他却被政敌指斥为“伪君子”，万历皇帝的处置也只是说他“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但“当局任事”则“恐非所长”，说白了就是只要他做摆设。对于这样一个立志要清除腐败、重道德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悲剧？
问：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原因呢？
答：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操失之jian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的吗？恐怕难讲。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什么时候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问：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
答：在制度和文化。
问：您能说得详细具体一点吗？
答：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还是请读者自己去看书吧。但可以肯定，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正是我们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学术能走向市场吗
——答《亚太经济时报》记者刘晓东问
问：在
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一共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我注意到，这四本书在一年之内就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数万之多，而这些书其实学术性很qiáng，因此我想问：这是否意味着学术著作也是可以走向市场的？
答：至少部分可以，而且应该。
问：为什么说应该呢？
答：这就牵涉到为什么而学术的问题了。我的观点是“为人生而学术”。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有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这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这种关注不能是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已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甚至要把这种研究当做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问：这和走向市场又有什么关系？
答：关注人生也就是关注社会，而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就必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就首先要有人格的独立。但没有经济的独立，也不会有人格的独立。人们总喜欢骂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恐怕也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所以先生对于版税稿费之类的事，从来就不清高就不含糊。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但不是向政府，而是向市场。
问：照您这么说，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能够赚钱，就是一件好事了？
答：是。如果能赚大钱，就是大好事
问：那就不怕作家和学者媚俗吗？
答：上市不等于媚俗吧？一本书能不能走向市场，关键在于它好不好看。好看的书未必俗，正如不好看的书未必雅。huáng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请问“俗”吗？八股文章一点都不好看，请问“雅”吗？实际上，一本书只要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而没有意思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好看的。
我不赞成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如果要说得细一点，则可以分为四种：有意思又好看的，有意思但不好看的，好看但没有意思的，既不好看又没有意思的，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要不得。不客气地说，现在不少所谓“学术著作”，就属于第四种，既不好看又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