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1:魏晋风度_易中天【完结】(20)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jīng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jiāo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gān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jiāo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jī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jú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jú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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