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懂得共和jīng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 重读宋教仁》 ），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jīng光（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 清平乐· 蒋桂战争》 ）。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 年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huáng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 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 ，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 年，国民会议又通过《 训政时期约法》 ，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 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 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 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 年）。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 年5 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dòng、闽浙总督许应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dòng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dòng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dòng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dòng、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 年l 月1 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jīng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 孙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页）。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