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还竟然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 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宫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 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仗"，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 礼记· 礼运》 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代之以小康，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请参看《 国史十六讲》 ）。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jiāo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 中国通史》 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 "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三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 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