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作者：易中天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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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帝国的终结》就是易中天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这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qiáng。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皇帝对官员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jiāo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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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 帝国的终结》 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jiāo。
2006 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 国史十六讲》 ，演讲的题目叫做"从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 三国志》 ，而不是用《 三国演义》 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qiáng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 新闻午报》 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海外媒体。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qiáng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 3 + 1 "的"1 " ，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dàng，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 史记》 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huáng仁宇《 万历十五年》 ，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 huáng仁宇全集》 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 万历十五年》 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 长城》 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huáng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 历史研究》 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 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曹寅与康熙》 、《 王氏之死》 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