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易中天 【完结】(12)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

  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靠着武力,他们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但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只识弯弓she大雕",建立了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要向jīng于此道者学习。学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学得差的,就呆不长(比如元)。

  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jīng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chūn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宁要bào君,不要bào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b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qiáng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qiáng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bào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bào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bī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huáng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qiáng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第一章 天下一统 六 帝国的前夜

  帝国来自邦国。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chūn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天下共主",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

  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chūn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jīng图治,奋发图qiáng,尽快成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业",才有可能完成"帝业"。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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