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于地”，在土地上做一个圣贤，这就是儒家理想。儒家理想是给我们一种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这样一种担当，在大地上行走，去担当，去尽责，来完成士阶层的使命，这种自我实现给了我们一个重任，这就是圣贤境界。
那么，“神于天”是什么？我的理解，是道家。庄子说，每一个“自我”都可以独与天地jīng神共往来，一个“自我”虽然短暂、渺小，但是当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的时候，我可以完成“乘物以游心”、“磅礴万物”的逍遥游，其实这就是一种神仙翱翔的境界，所以，庄子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如果说圣贤的境界教我们入世实现，那么神仙的境界教我们出世去遨游；如果说儒家教给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去承担重任，那么道家教给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忍rǔ负重，而是要举重若轻，当我们生命轻扬潇洒的时候，你照样可以为这个社会尽职尽责。所以我认为，儒与道是中国人的一天一地，“神于天”的时候我们心思远游，“圣于地”的时候我们责任承担。那么，有了这样的一进一出，一个人不至于因为过分地飘游而显得不尽职，也不至于因为过分地担承重任而不堪重荷，缺少飞扬的力量。所以我经常想，生命的长度其实不在自己的手里，短则五六十年，长则八九十年，总归是人生不满百；但是人就如同河流，究竟活成一条小溪或是一条河流，生命的宽度在自己手里，宽度就在于我们把河chuáng的两岸打在哪里。在我看来，一儒一道，天高地阔，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生命坐标。我其实不是站在学理的意义上解读儒、道，我并不是在做一种唯“体”的研究，而是在做一种唯“用”的延伸。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体会，用生命的名义就够了。我们去触摸经典，去分享智慧，给自己一个人生的界定，遨游其间，那我想我们每个人至少可以活得宽广一点。
让心灵去飞扬（1）
有人说我喜庄厌孔，实际上我是我喜庄不厌孔。其实，每一个人开始读书的时候，都是从儒家进入的，儒可以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行走得稳健踏实，但是道家会给我们摆脱地心引力、向上飞扬的力量。我之所以更加喜欢庄子，是因为他让我觉得人的生命可以有一种任达的自由，可以有一种让心灵飞扬的能力。但是我也并不厌孔，人在这世界上的审美就如同桃红李白，各有其妙，可以乐山同时也可以乐水，人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一元化的，只要你能从这个中间吸取自己喜欢的、对自己有价值、可延伸的东西。
就好比我读，我喜欢杜甫，可以为他的沉重而热泪盈眶；但我更喜欢李白，我一样可以为他的天真而热泪盈眶。也就是说，你的泪水可能是相同的，但令你感动的缘由可以各有不同。同样的一种chūn花秋月，当这样的一种古今徘徊，从历史、从我们心中走过的时候，我觉得儒与道在我的生命中无法分家，无法准确地分出来哪一种是儒家的情怀，哪一种是道家的思想。在我看来，真正的神圣都是殊途同归的。比如说对于人生很高境遇的描述，儒家说，从年十五志于学，经过毕生的成长历练，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两个标准的内外合一。所谓“不逾矩”，是指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不超越规矩法度，不违背害社会规则，不违背他人情感，这是一个好公民的规范，它是很外在的；但前四个字“从心所欲”，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心灵的，它要求我们听从心灵的声音，跟从心灵指引的方向，去追求你生命的真正价值。
芸芸众生，大多数人只能在一个标准上做得很好，或者做到“不逾矩”，无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娶妻生子，别人怎么活，自己也怎么活，倒是做到了“不逾矩”，但是自我已经泯灭了；或者另外一些人可能做到“从心所欲”，可能今天不合作、明天离家出走，这样的人倒是活出了自我的性情，但同时伤了很多人，伤害了外在的规矩。
怎么样才能做到内外合一？这是要通过整个生命成长，不矫情，不刻意，大道天成，最后达到的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在道家的表述中更简单，只有五个字，就是庄子说的“外化内不化”。
所谓“外化”，就是融入规矩法度、顺应人情世故；在外在，一个人越融合、越进入，他的生命就越有效率。而一个人的“内不化”，就是用生命恪守的那份信念；每一个人之所以为“我”的本质，在于灵魂深处的反省与坚持。这样的“外化”与“内不化”融为一体，一个是内在的生命，一个是外在的生存，生生不息，你可以生活得很好。这两者不是殊途同归吗？
所以，包括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想，我们说道家的“道法自然”，热爱天地山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让你真正在游历之中，达到心游万仞。
我们总觉得儒家是沉重的，它总是担负着使命，要牺牲自我的。但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几个学生围着孔子在那里各言其志，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内忧外患，国内闹饥荒，国外还大军压境，我都能从容处理。这样的理想能说不大吗？但“夫子哂之”，孔夫子不以为然。往后谈理想的学生冉有、公西华就保守多了。冉有说，我不要那么大的国家，再小点，“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就这么大一个国家，我给它治好了，我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礼仪的事不敢说了；公西华又缩一点，说人家祭祀的时候我做一个小司仪就可以了。孔子都不表首肯，最后到曾点了，在师兄们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仍在弹琴，听到老师提问，也没有扔下琴、紧张失措地去应答，而是从从容容地说，我的理想和他们不一样，无非是大家在一个暮chūn天气里，穿着薄薄的青衫，一帮朋友、若gān学生到刚刚开冻的沂水里，洗gān净自己的头发，走上高高的舞雩台，沐浴着chūn风，踏青而归，在歌声中让自己的心灵完成一个放飞的仪式。就这样的一个理想，反而让孔子叹曰：“这也就是我的理想了。”
让心灵去飞扬（2）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儒也罢，道也罢，我们可以以一个名义打通，就是生命的名义。一个人无论为社会做多少事，他必须是清醒的、有活力的、能快乐起来的。这样的人，才可以使他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家国百姓都对他有一份信任和托付。如果一个人心灵是混乱的，身体是脆弱的，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担承的话，何谈家国大业？
所以我认为，儒与道，在生命的名义下可以打通，永远不矛盾；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们和我们远隔千古，对于今天来讲，我更不认为它们的思想都是过时的。尽管文化的诞生，一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制约，很多思想在今天是不适用的；但是我想如果回到最朴素的生活层面，古人的心灵未必就比今人的心灵狭小，或者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他的内心世界就一定没有我们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