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_易中天【完结】(12)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现代中国的男子汉可不该是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làngcháo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qiáng,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cháo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cháo”。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呢?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一)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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