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jiāo昂贵的jiāo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gān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gān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gān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gān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chūn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chūn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jī、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qiáng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qiáng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gān，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gān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gān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gān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gān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gān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