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chūn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chūn：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朝鲜战争的关联
自行车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chūn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bī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